扎克伯格如何在不失控制权下就120亿美元加州财富税的风险融资

扎克伯格如何在不失控制权下就120亿美元加州财富税的风险融资

最近,有不少中国上市公司老板因为《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1号),要出售上市公司的持股来套现纳税。比如,根据新浪财经在2026年9月10日的报道,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2026年9月9日发布公告称,张勇的妻子舒萍在一天前以每股10.62港元的价格,通过大宗交易出售2.59亿股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约4.65%,估计是缴纳信托涉及的相关税费。减持后,张勇、舒萍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持股实体组成的控股股东集团,对海底捞的总持股比例由 50.13% 降至 45.49%,失去了对海底捞绝对的控制权。

卖股纳税而可能导致失去对上市公司绝对控制权的,这种情况不限于中国,美国最近也有不少案例,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Meta(前脸书)的创始人及CEO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在酝酿多年后,2026年下半年加州推出了《第40号提案》(Proposition 40),拟对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极高净值富人,对其净资产一次性征收5%的“亿万富翁财富税”(One-Time 5% Wealth Tax)。按照加州该项法案的核算标准, 扎克伯格截至2026年下半年约2400亿美元的净资产,将潜在产生高达120亿美元的一次性财富税。

由于扎克伯格自Meta上市以来只从Meta领取1美元工资,而且Meta本身分红金额也不多(目前扎克伯格一年可以取得税前约7.2亿美元的股息,税后估计约4.5亿美元),根本无法支付约120亿美元的财富税,必须卖出所持有的Meta股票,并侵蚀他对Meta的绝对控制权。

在面对潜在重大的失去对Meta的绝对控制权前,扎克伯格并没有选择躺平,充分研究如何在避免失去任何控制权的情况下,将这笔120亿美元的融资搞到手。

他跟张勇不同的情况是,他有的是时间和条件:加州早在2026年6月17日已经正式确认推出《第40号提案》,离正式投票日的2026年11月3日有140日的时间研究及准备,而张勇只有90天。而且,《第40号提案》在2025年下半年已经开始酝酿,加州富人已经早有心理准备。当然更重要的是,美国资本市场的自由度更高,扎克伯格有更大的空间进行筹划。

2026年10月21日,Meta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Form 8-K(现况报告)及Schedule 14C初步信息声明。该系列申报文件完整披露了Meta董事会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与扎克伯格达成的协议:扎克伯格构建了一条安全的套现融资通道,在不丧失控制权的前提下,完成了与加州财富税的制度化设计。

2026年11月3日,虽然《第40号提案》以53.2%反对、46.8%赞成而搁置,但是Meta整个融资改革保留了下来,以作为未来公司持续融资的安排。我们在这一篇文章中,一起来看看扎克伯格具体面临的问题,以及他及专业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

一、卖股将大幅削弱对Meta的控制权

1、双层股权制度

扎克伯格为了将Meta融资上市并同时保留绝对控制权,为公司设计了双层股权制度(Dual-Class Structure),也就是将公司股票分为A类股(Class A)及B类股(Class B)。

虽然两类股票的经济权益对等,但是投票权却不一样。每股A类股只有1票投票权,而每股B类股却有10票投票权。因此,虽然扎克伯格上市后只持有约13.4%Meta股票,但是其持有绝大部分都是投票权更高的B类股,因此一共持有约60.6%的投票权,牢牢控制了公司。

2、自动转换条款

此外,根据Meta的公司章程(Restated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B类股不得在公开市场直接转让。一旦B类股发生出售或转让,将触发“自动转换条款(Automatic Conversion Clause)”,即1股B类股强制转换为1股A类股。有上述转换条款设计的原因包括:

  • 防止B类股扩散:如果不设定自动转换条款,创始人卖股套现时,就需要把带有10倍投票权的B类股卖给外部投资者,这会导致高投票权在公开市场上扩散,最终削弱扎克伯格对公司的掌控。
  • 防范敌意收购与外部资本干预:在美股市场上,激进投资者或竞争对手常通过公开收购股票来争取董事会席位甚至实施敌意收购。在双层股权制度下,无论外部资本在公开市场上买下多少股权,只要买入的是降级后的A类股,投票权永远无法成倍放大。只要扎克伯格保留足够多的B类股,他就拥有对公司重大决议(如董事会任免、合并、重组)的最终否决权。
  • 公平的变现渠道:卖出股份时,B类股转化为A类股进入市场,扎克伯格拿走现金,但同时主动放弃这部分股份对应的超额投票权(10票变1票)。公司允许变现,但代价就是放弃控制权。不能允许扎克伯格在卖出大量股票后,仍然把持公司。

3、出售B类股的具体影响

假设扎克伯格需要缴纳120亿美元加州财富税,按Meta在2026年11月3日的每股621.02美元计算,扎克伯格需要出售最少约1932万B类股,也就是放弃1.932亿股的投票权。

在出售B类股前,扎克伯格持有约3.4238亿B类股(也就是共34.238亿股的投票权),A类股共约21.961亿股(也就是21.961亿股投票权),因此扎克伯格在共56.2亿股的投票权中控制约60.9%。

在出售B类股后,扎克伯格持有约3.2306亿B类股(也就是共32.306亿股的投票权),而投票权总额因B类股转A类股而降低至54.5亿股,因此扎克伯格的控制权降低至约59.3%。

控制权只是减少了1.6%,貌似影响不大?我们继续分析。

二、卖股将面临所得税

我们在之前分析扎克伯格出售B类股的数量时,只是简单按照预计财富税120亿美元除以Meta的股价,但是并没有考虑到他出售Meta持股时,同时触发了美国所得税责任。

1、税种及税率

扎克伯格面临的税种及税率包括:

  • 美国联邦长期资本利得税(Federal Long-Term Capital Gains Tax):根据美国联邦税法,个人持股1年后所出售的资本利得属于长期资本利得,最高按20%税率征税。
  • 美国净投资所得税(Net Investment Income Tax):自2013年起,高收入个人取得的资本利得所得需要缴纳额外3.8%美国联邦净投资所得税。
  • 加州所得税(California State Income Tax):跟美国联邦不一样的是,加州并没有对长期资本利得提供任何税务优惠。个人取得的资本利得最高按12.3%所得税 + 1%精神健康服务税(Mental Health Service Tax)= 13.3%。

上述税率合计为37.1%。

2、投资成本

根据美国税法,扎克伯格的应纳税资本利得为:出售所得 - 投资成本。 我们已知他的出售所得为120亿美元(也就是他面临的加州财富税总额),那么我们要知道他的投资成本,才能够知道他的应纳税总额。

我们之前提到,扎克伯格一直领1美元工资,同时没有领取任何股权激励,Meta向扎克伯格支付的只有他的安保费及差旅费。

而且,我们之前也提到,他每年取得的净股息所得“只有”4.5亿美元,对于亿万富翁来说,每年基本上剩不了多少钱。根据公开信息,扎克伯格在Meta上市后没有任何增持Meta的动作,而且频繁卖股以支持其个人消费及公益活动。

换句话说,他手上基本上只有在2004年成立脸书时的老股,也就是几乎没有任何投资成本。哪怕有几百万美元的投资成本,在120亿美元面前,只会被作为小数点被抹去。

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就假设他没有任何投资成本。

3、税上税

按照上述分析,扎克伯格需要为120亿美元的资本利得支付共44.51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款(120 x 37.1%)。问题是,扎克伯格也没有足够资金支付这么巨额的资本利得。因此,他需要进一步出售持股来对资本利得税融资。

对于这种税上税的情况,我们将120亿美元除以(1-37.1%),那么就可以得出他一共需要出售190.8亿美元的资本利得,才能够得到120亿美元的税后净额。换句话说,他需要支付一共70.8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才能够得到120亿美元来支付加州财富税。

按Meta在2026年11月3日的每股621.02美元计算,扎克伯格需要出售最少约3072万B类股,也就是放弃3.072亿股的投票权。经过计算后(计算方式请见上一篇章),他的控制权降低至约58.9%。

那么,他仍然持有超过50%Meta的投票权,理论上不影响他的控制权,那么他为什么坚持要控制权维持在60%而推动改革呢?

三、Meta的坚持

即便没有股改,扎克伯格为了缴纳190.8亿美元的财富税及资本利得税而出售所持有的B类股,也只是将他的投票权从60.8%降低至58.9%,影响不足2%,仍然相当高于50%的控制红线。那么,为什么扎克伯格非得要考虑推进股改,将自己及Meta带入争议之中呢?

1、应对未来的“股权摊薄”

Meta 是一家需要不断通过发行股票来进行运营和扩张的科技巨头:

  • 招揽顶级人才(如AI科学家): 每季度的限制性股票(RSU)股权激励都需要增发股票。
  • 大型并购:Meta过去收购Instagram、WhatsApp等都使用了Meta股权作为支付工具,未来大型并购时很可能继续使用股票作为支付工具。
  • 资本市场融资: 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如AI算力中心)中增发股票筹集资金。

由于扎克伯格并没有从Meta取得股权激励,因此每当Meta增发1股普通A类股,全公司的“总票数池”就会变大,扎克伯格的投票权占比就会被自动摊薄。如果他手里有60%的票数,他拥有10%的控制权缓冲。Meta可以在未来十年继续增发几百亿美元的股票,而他依然保留绝对控制权。

2、应对特殊审议案

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并非 100% 的股东都会参加投票。根据《特拉华州公司法》,许多重大事项(如修改公司章程、防并购条款修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通过标准并非“占全公司总票数的 50%”,而是“出席大会并参与投票的票数中达到指定比例”。

如果扎克伯格持有60%,无论机构投资者(如 BlackRock、Vanguard)如何号召散户投票、无论投票出席率如何波动,他一人进场就天然锁定全场绝对多数。 但是,如果他不足60%,在某些需要特定绝对多数的特殊议案审议时,一旦遇到复杂的法律争议或机构发起的针对性代理人战争(Proxy Fight),可能因为出席率计算或法律判定瑕疵而被翻盘。

3、绝对多数的威慑力

在资本市场上,控制权60%给激进投资者(Activist Investors,如 Elliott Management 或 Carl Icahn)传达的信号,跟50%左右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只有50%左右,扎克伯格处于悬崖边缘。只要激进投资者联合其他机构股东发起诉讼、施加舆论压力,或者通过监管审查、反垄断法案、乃至逼迫扎克伯格出售极小一部分股票,就能把他赶出董事会。这会吸引大量对冲基金源源不断地攻击 Meta 的管理层。

但是,一旦股权只有60%左右,基本上扎克伯格是不可战胜的。激进投资者根本不会浪费几百亿美元去买Meta股票来逼宫,因为他们知道任何股东提案在扎克伯格面前都只有被秒杀的命运。这种绝对威慑力为扎克伯格赢得了极大的战略自由度,让他敢于在元宇宙、AI 等短期严重亏损的领域做十年长远布局,而不用担心被华尔街罢免。

4、应对自己的个人需要

扎克伯格也需要持续抛售股票来满足个人的生活及其他需要,比如未来的持续公益捐赠如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因此需要留有一定的控制权空间。从他的财富安排来看,只要确保在他退休前这段时间内保持控制权,后续便无需再受制于控制权被稀释的风险。